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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敬明:一生痴情为治学

2022-06-04 09:02:37 来源:鲁网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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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网6月3日讯    2022年2月26日,《陈介祺研究》新书出版座谈会在齐鲁书社举行。该书系在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陈介祺研究”基础上丰富而成,是迄今所见在中国金石学发展史研究中,对陈介祺典型个案研究最为前沿和全面的阶段性成果,填补了陈介祺研究空白,对中国金石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发展史研究亦推动极大。

  《陈介祺研究》主编、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孙敬明,同时也是该课题负责人,正是孙敬明先生,对孙敬明先生而言,研究陈介祺,既有“桑梓之谊”,又“心怀敬畏、感恩之情”,多年心血付出,终成正果,虽苦而乐在其中。而孙敬明先生四十多年文博人生,也足以成就一段学界传奇。

  从文学梦想到考古之路

  孙敬明1952年出生于潍坊,从小“性喜诗文”,还曾有过一个当文学家的梦想,而且首次在国家报刊公开发表的作品就是诗文。在孙敬明看来,这自然是受书香家风的影响,“先祖讳兰馨,五岁启蒙,七岁读经,因历社会鼎革兵燹,废除科举,甫近花甲而殁,遗书盈室,举凡经史、阴阳、律例、风占、医药诸种,亦间书画卷轴及未刊文稿。先伯父讳文清,将之用心护持,遂得幸脱战乱之厄。”

  家中藏书众多,而孙敬明对古书典籍情有独钟,于是偷偷翻阅那些有关占卜、钱课、黄历等方面的书籍,有些甚至还能背诵。孙敬明的父亲喜欢文学,读书也多,孙敬明至今还记得,自己年幼时在父亲身边读书,“文字不识即借助字典,有时也能猜度而得文从字顺,其中滋味情趣自觉妙不可言。举凡当时小说、历史名著、家中留书几乎无不翻读。为读书自宿东厢,夜间窗户蒙上厚布,有时读到通晓,因近煤油灯而鼻孔墨黑;腊冬不能取暖,双手寒冰,仍乐此不疲。有时或因此而遭家严训斥,怕耽误学业!”

1979年发掘潍坊象。

  回首童蒙至高中期间,孙敬明觉得自己是在边查字典边读四书五经中度过的。诸如《春秋》《左传》《国语》《诗经》《史记·陈涉世家》以及一些唐宋词之类。或许是天赋异禀,有的读一两遍就能背过。上中小学时老师和同学们也都说孙敬明厉害,能过目成诵。小学五年级写作文,有时一篇就写完一个作文本,还往往被老师作范文上课诵读,一直到后来孙敬明家多位堂弟、堂妹上学,都听老师给他们读过孙敬明的作文,所以他就萌生了要当文学家的梦想。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骤起,孙敬明受时代影响,一时少年意气,尽将家中藏书“尽焚通衢”。这一令孙敬明抱憾终生的举动,也让他告别了文学梦想,他的人生方向,也因此改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坛大家纷纷被批,而在电影、报纸上却常常可以看到有关考古、文物的内容,加上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不仅表扬孙敬明作文写得好,还建议他以后可以读考古专业,孙敬明就觉得,“文学成败朝夕,考古或能永恒,远离浪尖风口,可得随古人游。且长抱焚书之悔恨,心萦疚歉,自忖考古证史,或可补过而得稍遣愧怍耳!”

孙敬明

  现在回想,孙敬明觉得,自从进入大学至今,近半个世纪就极少阅读文学作品,“总觉经史考古与古文字学,浩瀚无涯,学海茫茫,涵泳无尽!”只有因为后来工作时单位订了《光明日报》,有时候读到好的文学作品时“欲罢不能”,但一生志业已在考古而非文学,虽然心底喜欢也不能多读,因为学术研究的时间是那么紧迫!

 治学之路,突飞猛进

  高中毕业后,孙敬明顺利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令他狂喜的是,“面对学校图书馆藏书,犹如面对大海汪洋”。为了借读便利,孙敬明将学校图书馆所藏有关典籍、考古、古文字书籍目录全部抄录在笔记本上,依次借读。彼时学校规定学生借书证每次限借5本,而图书馆老师见他爱读书,有时外出考古不能随时借阅,所以特别准许他最多可借30本。

  在学校就是宿舍、教学楼、图书馆三点一线。陈世辉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最早的三名研究生之一,喜欢孙敬明认真读书多读书的劲头,总会单独出一些历史考古与古文字类的题目让他写文章练笔,每次孙敬明写得都很认真,陈教授也都悉心审正。大学期间,几乎每个周六晩上,孙敬明都是在教室里写文章或通宵达旦地读书。

  彼时“文革”已近尾声,学校之外,孙敬明也有幸见证了众多重大考古发现,“下易水,走通辽,西过承德,东及绥芬河。田野发掘,栉风沐雨;春日调查,大漠黄沙,漫无边际,读书考古,日复一日。”这段岁月,让他终生难忘。

  更难忘的是那些老师,孙敬明的考古学受业于张忠培、林沄、匡瑜,古文字学则承教于于省吾、姚孝遂、陈世辉,诗文、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则蒙罗继祖先生等多所指授,“罗师乃雪堂公之嫡长孙,家学渊源。余忝为班上学习委员,得便请益左右。”

  1983年,国家文化部为抢救整理古籍,委托国内知名老教授举办古文字和古籍整理研究班,因母校老师厚爱,孙敬明得以重返吉林大学读由于省吾教授主办的全国古文字讲师研究班,“当时班里十八名同学,其中有人民、复旦、南京、郑州、山西、华中大学和北京与南京故宫博物院的,比如唐复年,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的公子,高智群,是复旦大学杨宽教授在读研究生,黄德宽则是南京大学研究生,后来做过安徽大学校长。”全班唯独孙敬明一人,是吉林大学考古毕业又重回母校的。

孙敬明

  回望自己读书、治学的人生经历,孙敬明觉得大致可以分三段:一,自幼至读完大学,二,读古文字讲师研究班,三,研究班结业至今。他觉得,读古文字研究班正是自己一生读书治学最关键的时段。大学毕业后孙敬明回到老家潍坊从事文物考古工作,随着实践工作的展开,地方资料的奇缺让他感触极深,“有时为寻求资料毫无着落而伤心不已。”所以这次重新回到学校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那种望洋兴叹的感觉,新生的震撼至今难忘!”也因此,他对此次深造机会无比珍惜。上大学时自觉记忆力好,孙敬明从不做笔记,但是到了上这个研究班,于先生要求做读书笔记,并且要求大家背诵甲骨文、金文及一些重要文献,并说旧社会看资料就是凭的记忆,没有积累怎么有创新呢?这些至理名言,使敬明受益终身。

  正是因为受到于先生教诲,且深知地方资料短缺,所以孙敬明后来一次性购买了十几个精装笔记本,在脊背贴上胶布按类题名,上课、读书、外出考察、拜见师长都分门别类做笔记。他还抄录了大量古文字方面的资料,“诸如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300多篇青铜器铭文,逐篇抄录,并做按语。里面还夹着一些薄如蝉翼的白纸,当时硫酸纸不易得到,只能用薄薄纸蒙在文字上,细细双钩。这样抄读不但记住内容,而通篇铭文布局、书体结构、点画变化、细微之处都能分辨。这些笔记至今仍在应用。”

孙敬明部分著作

  研究班的学习让孙敬明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从知识视野的开拓,认识问题的目光,尤其治学的方法都得以提升。孙敬明信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尊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他的体会是,要在治学之路上走得更远,除了多读书,还应该多拜访名家领略他们的学术风格魅力与方法,广采博纳,兼容并包。还应该多出席学术会议,开拓研究领域。要讲究朴学所谓“无证不信,孤证不信”,要辨识资料真赝。同时孙敬明觉得,古史辨派扫荡旧说,启新史学,应该通读他们的著作,从中汲取借鉴,而能审度历史资料的可信程度。此外,文物考古研究自然应该多见实物,要“心细如发而目光如炬”。正是这些学术积淀,让孙敬明在文物鉴定上亦成就卓著,如陈介祺旧藏“车大夫长画”戈、诸城臧家庄出土编钟编镈的文字,都是经过孙敬明重新发现释读,还有淄河出土郾王职剑、滕州大韩出土的郳公克父戈等也经过他的鉴定辨识才得发现铭文。

 立足海岱,面向天下

  孙敬明是潍坊人,毕业后回故乡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在他认为是顺理成章之事,因而一心一念,孜孜矻矻,可谓四十年如一日。四十多年来,他从周末和节假日,连除夕和正月初一都会到单位“报到”,“立足齐鲁面向全国进行学术研究”。

  潍坊市博物馆原在著名的十笏园,孙敬明在十笏园办公24年,和十笏园朝夕厮守,让他颇多感慨,“东厢房三间,门前青松一株,坐拥书城,清净惬意,终日与古人游,耳闻松风涛韵,稽考三代之上,时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慨!”

  正是把全部的生命力量投入到治学之中,才会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也才会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1993年,孙敬明成为山东省文博系统最年轻的研究员。迄今,他已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论文300多篇,获国家、省级奖40多项。参与主持发掘青州龙兴寺遗址,入选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完成国家课题两项,主持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陈介祺研究》,获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如今虽已年届七十,孙敬明依然每天读书、治学,70岁的他不仅是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还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山东省文博系统高评委,以及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等诸多职位。

孙敬明绘《海岱吉金九彝尊》

  积四十年之功,孙敬明致力于齐地古文字、古兵器、古钱币、古国史与古文明之综合研究,立足海岱,面向天下。以坚实文物考古资料为基础,与古文字、古文献和民俗资料相结合,已对先秦30余个古国之历史文化悉心研究,不惟齐、鲁、莒,还对其他古国之文化特征与周边古国交往关系等自具识见。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读书、做学问是孙敬明一生的追求,他乐在其中、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所追求的生命与生活的最佳状态。如今他依然继续着对地方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探索着东方三代文明,“尤其海岱区域夏商文明关乎中华文明,当然应该继续深入探究”。

  考古之余,孙敬明还“偶涉丹青”,既调节身心的“娱乐”,也对书画鉴定大有裨益。孙敬明说:“古人所谓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余幸得读书而善修自身,平淡而存,已属幸莫大焉!学术对自己而言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比如对陈介祺金石学研究,在其诞生二百年时立项,经历近十年而结项出版;并在书稿杀青进厂时,陈介祺善行碑掩埋地下百余年而忽然出土,由余最初辨识收入书中;书出版甫运潍上,余则抱书捧花到陈氏墓地献祭、陈氏故居呈书;如此诸种,岂无缘乎!”(通讯员    纪哲)

责任编辑:赵岳